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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试水主审法官制 或可避免上级伸手干预

 案多人少、干预太多、行政化色彩浓郁、尊荣感缺乏……这些压在法官头上的“负能量”,让法官们承受了难以言说之累。2014年1月5日,现代快报独家推出三个版的《南京法官生存状态调查》,引起社会轰动,并受到国家相关部门关注。

  现在,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顶层设计层面,而南京也在悄然行动。今年3月,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试水“主审法官制”,选任6名主审法官,给他们配备法官助理,以承担各类事务性工作,让主审法官们专注于审判。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栖霞法院从制度上进行设置,以保证主审法官独立判案,不再受到上级干扰,去行政化色彩浓郁。据悉,南京中院即将全市推广这一做法。


法官有了助手  试行“主审法官制”

  丁旦就是这次“主审法官制”试点的受益者。

  8月14日上午,栖霞法院栖霞法庭审理一起离婚案件。夫妻俩结婚数年,没有孩子,虽然他们做过努力,但一直没结果。再加上些杂七杂八的琐事,时间长了,夫妻感情破裂,女方提出离婚,并诉讼到法院。

  处理这起案件的法官丁旦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起案件情况比较复杂,中间牵扯到拆迁问题。男方家里房子拆迁,拿到部分补偿款,但新房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手。女方既想要钱,又想要房子,男方不答应。两人在生活中的矛盾又比较多,按照以往的经验,处理起来不会那么快。

  当天在庭上,丁旦听取了夫妻双方的陈述后,建议他们调解,两人同意了。随后,丁旦便把调解的事情,交给他的助理韩姗姗。

  经过调解,最终夫妻双方达成一致,各退一步,协议离婚。当天上午,丁旦就结了案,调解书也是韩姗姗拟的。

  丁旦是一名代理审判员,已有5年的审判经验,去年从外地调入栖霞法院。今年3月份,法院试点“主审法官制”,他便报了名,经过筛选,成为一名主审法官。除了有专门的书记员外,法院还给他配备了一名法官助理,和一间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法庭。

  5月份,这样一个试行的体制开始运行,丁旦带着他的团队,以不同于以往的工作方式审理案件。

  从那时起,像上述离婚案件一样,在一起案件的办理当中,韩姗姗承担了材料审查、送达、保全、调取证据、拟法律文书等多项工作。而在以前,这些都是要丁旦自己去完成的。

  丁旦手头常有几十个案子,因为有了韩姗姗分担工作,他得以抽身,集中精力处理调查、庭审和文书等工作。丁旦说,这是“主审法官制”带给他的最大便利。

6名主审法官脱颖而出

  以法官名字命名法庭

  一起受益的,除了丁旦之外,还有另外5位法官。

  栖霞法院的试点,步子迈得不算大,这一次,仅仅选任了6名主审法官。但在遴选主审法官的背后,却制定了一份很详细的规则。

  “我们发了4份文件,制定了一整套可操作的规章制度。”栖霞区法院研究室主任冯存国介绍,主审法官的选任,采取个人自荐和庭长、分管院领导推荐,自荐和推荐都必须提出书面理由,这样既能保证参与竞争人选的广泛性,也兼顾了院、庭长对法官以往工作业绩的评价。随后,栖霞法院还要组织审管办、监察室和法官所在部门的庭长,分别从近年来审判业绩情况、纪律作风情况和日常工作表现等方面,对预选人员进行全面评估。

  当时,共有15名法官自荐或者受到推荐,经过评估之后,丁旦、陈平、李涛辰、陈猛、杨燕和虞爱娟6位法官脱颖而出。

  冯存国介绍,这6名挑选出来的审判精英,平均年龄36.7岁,从事审判实践最长的21年,最短的3年。值得注意的是,两名副庭长也通过选任,加入了主审法官的行列。

  栖霞法院按照“一审一助一书”模式,由各主审法官考核、选任自己需要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形成了6个“主审法官制”的审判团队。

  李涛辰是民三庭的法官,他提到,以前审判遇上点专业性较强的问题,要自己找相关方面的专家咨询,而现在,法院会帮忙联系专家

  教授,提供了方便。

  在硬件方面,小到打印机,大到公务用车,法院也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法院甚至还为他们提供了专属的法庭,法庭的名称就是以主审法官的名字命名。

  法院希望通过这样的新方式,来提高这些主审法官的尊荣感。

  有了助手后

  法官有更多时间办案

  对于栖霞法院院长王睿来说,当初设计这一制度的一个目的,就是尽量把法官从各类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法官,他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审判工作,但是,现在,他们的很多时间都被事务性工作耗掉了。”王睿说。

  南京中院研究室曾经做过专门的调研,法官接手一个案件,如果最终以判决结案,大约需要21.9个小时。时间分配如下:保全3.3小时、调查3.6小时、鉴定和评估1.9小时、开庭前阅卷0.5小时、开庭3.9小时、调解1.2小时、庭审结束后双方谈话1.5小时、制作判决文书6小时。

  但其实,里面有很多时间可以不需要法官去做。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说,以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为例,按照审理流程,通常需要阅卷、送达、调解、保全、调查、准备鉴定评估材料、开庭审理、合议定案、裁判文书制作、准备上诉材料、办理退费等环节。但是,在上述各环节中,只有开庭审理、合议定案、制作文书属于法官必须亲力亲为的核心审判工作,其他环节的工作均可以交由法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完成。

  因此,王睿在设计这一制度时,决定引入法官助理,给每一名主审法官配备一名助理,除了审判工作之外,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交给这些助理去做。

  陈平是栖霞法院行政庭的副庭长,也是6名主审法官之一,从事审判工作12年。她向现代快报记者介绍,以前没有法官助理的时候,像保全、送达等等事务性的工作,都要自己处理,事情特别繁杂,“心累!”

  有了助理之后,一些辅助性的工作,陈平都交给助理去处理,自己只要专注于审查案卷、接见当事人、审判、写文书等工作,整个人感觉轻松多了,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她说,以前忙的时候,只能每个月抽个时间,统一报结,而现在,有了助理和书记员的帮助,案子判完就能报结。

  陈平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主审法官制”试行前,她平均月结案件20多件,而且非常累,今年5月后,陈平的月结案件增加到30件左右,与之前比起来,没有那么累。

  结案效率提高是好事,不过也因为如此,主审法官手头接到的案子,随之增多。现在陈平在手案件六七十,而在以前,这个数字不过是三四十。

“案多人少”有所缓解

  但法官还是累

  不把法官从事务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就难以解决。

  据现代快报记者了解,近三年来,南京两级法院审判人员增加了26人,增幅达2.42%。但是,同期南京地区两级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增长了12618件,增幅达11.46%。

  栖霞法院试点的主审法官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困境。

  根据栖霞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6名主审法官所在业务庭一共有22名法官,今年1-7月份,这22名法官一共办理案件2021件,其中,由这6名主审法官办理的案件为817件,以占27.3%(6/22人)的审判资源,办理了40.4%(817/2021件)的案件。

  “无论是办案质量还是数量,都有明显的提升。”王睿说。

  在这6名主审法官中,结案数最多的是迈皋桥法庭的杨燕,办结178件,结案数最少的是栖霞法庭的丁旦,结案数为110件。除了丁旦之外,其他主审法官办理的案件数均位于所在业务庭的首位。

  面对这样的一组数字,主审法官杨燕有自己的看法,“确实轻松了些,但还是累。”杨燕从事审判工作已经21年了,是6名主审法官中资历最老的一位。她主要处理民事案件,包括婚姻、借贷、房产买卖等等。她介绍,法院给主审法官定了目标,每年的办案数量,要达到230件。

  为了适应案件增多的新情况,她每个月开庭的次数,达到40多,甚至有的时候,一天要开4个庭。工作日从上午9点开始,杨燕就要审理案件,一直到中午11点半,有时候案情复杂,要拖到12点甚至下午1点。下午两点半开始,又要开庭,一直到5点半,甚至6点半。至于文书,她只好利用休息的时间来完成。

  杨燕开玩笑地说,因为工作太忙,有些同事甚至羡慕起法警来,因为法警跟他们待遇差不多,但看上去,似乎轻松多了。

  作为一名女法官,杨燕下班后,还要回家照顾正在读书的孩子。

  陈平也是如此,她告诉记者,虽然有了法官助理,但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压给助理做,而且有些复杂的案件,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跑。工作一天回到家后,“第二战场”又开始了,她得陪孩子写作业。忙完筋疲力尽,躺在沙发上不想动。她说,有时候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

  而更让陈平觉得遗憾的是,没有时间看书。她认为,法官要精英化、专业化,必须看书充电,而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在案子上,根本没有工夫看书。

  至于休假,她觉得那是一种奢侈。陈平工作时间长,年假有10多天,可她每年最多请三四天陪孩子玩玩。她解释,不是领导不批,是自己舍不得。案子那么多非常忙,多休一天都不安心。

  去行政化思维

  法官不应该是“官”

  在栖霞法院院长王睿的设想中,这次栖霞法院的试点,并不仅仅是为了解放法官的“手”,关键是要解放法官的“脑”,让法官从行政化思维中解脱出来,这才是主审法官制尝试的本义所在。因为法官不是官。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就认为,所谓的案多人少,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法院受理的案件增幅明显高于法官人数增长的数量,导致法官没有充足的时间审理和执行日益增多的案件。但在深层次上,却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比如,法院审判资源配置失衡,具有法官职称的人员,从事行政工作的比例偏高。即使是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由于缺乏事务助理,事必躬亲,也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核心审判业务上。”胡道才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法官处理案件的工作机制存在行政化倾向,约20%左右的案件需要层层汇报、审判。

  “主审法官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放权给法官。非“主审法官制”的法官审理案件时,审理的流程要向院庭长汇报,法律文书要找院庭长签发,而主审法官们则不用。

  丁旦告诉现代快报记者,除了有些案件自己吃不准,需要向院领导汇报交流外,其他的案件都是自己决定审理流程,自己签发法律文书。

  他还说,自5月以来,主审法官“地位”也提高了,以前只有中层干部参加的会议,现在主审法官也参加进来了。

  “对于主审法官来说,庭长或者副庭长,其实就是一种待遇,而不是他们的上级。”王睿说,通过这样的设置,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行政的干扰。

权力清单

  让法官对上级“说不”

  王睿希望通过制度的设定,来培塑主审法官的“独立审判”理念。

  为此,栖霞法院制订了一份主审法官的“权力清单”,明确赋予主审法官独立决定承办案件审理中的程序事项和流程安排、独立决定承办案件的实体处理(定案)、签发法律文书、独立行使除法定专属院领导、庭长审判管理权以外的权力。

  “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主审法官虽然在人事关系上隶属于相关业务庭,但是除了事务性的工作以外,他的审判工作不再需要向院庭长汇报。”王睿说,这为主审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奠定了基础。

  主审法官的权力清单有了,但怎么保证院庭长的手不伸过来干预呢?

  栖霞法院为此又制定了院庭长的职责清单和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中明确提到,只有在主审法官的申请下,庭长和分管院领导才可以对相关案件进行审判指导,对院庭长指导案件的情况,主审法官、合议庭应当制作工作记录附卷,实现全程留痕,而且明确院庭长提出的指导意见仅供主审法官参考,不得强制要求主审法官按照自己的意见作出裁判。

  汇报、指示

  向咨询、参考转变

  栖霞法院还推出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如健全完善法官的培训制度,并邀请高校学者,与主审法官结对,成为他们的“法官之友”。

  同时,完善意见咨询制度。当主审法官遭遇疑难复杂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重大涉稳案件、舆情关注的敏感性案件时,可以向院庭长寻求指导,或者向专家委员会和“法官之友”咨询。

  “但这样的寻求指导或者咨询,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也不存在师生关系。”王睿说,院庭长、专家委员会,或者法官之友提出的咨询意见,仅供主审法官参考,而且也记录入卷。

  “主审法官转变理念,在这一制度中显得特别重要。”王睿说,法官审理疑难案件时,不敢定案,希望向院庭长,甚至上级法院“请示汇报”,这一情况之前非常普遍。现在,他们就要引导主审法官转变这种思维观念,让主审法官增强裁判自信,把审判长联席会议、法官会议意见,从以往上下级之间的“汇报”、“指示”认知,向平级之间的“咨询”、“参考”转变。

 独立审判

  承担的责任更大

  与权力一同变大的,是责任。

  杨燕说,以前院庭长签发法律文书,其实是一个把关,而现在文书自己签发,自己就要对案子负责,责任变大了,压力也跟着变大。

  陈平介绍说,法院对“法官主审制”的法官考核严格,所处理案件要载入法官业绩档案,他们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李涛辰则告诉记者,他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化解纠纷,平安、顺利地了结案件。

  试行“主审法官制”之前,院方曾有预想,主审法官们的待遇,要相应地提升,另外还要去行政化。不过目前制度试行3个月,这些主审法官表示,在这两方面还没有感觉。他们觉得,毕竟制度试行时间还很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有变化。

  丁旦说,“主审法官制”试行后,他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一些疑难案件上,更细致地去审理案件。他所希望的成就感,来源于能真正做到“审者断其案”,不用被其他琐事干扰。

  对话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以栖霞法院试点为基础

  南京要推广法官员额制

  现代快报:您怎么评价栖霞法院的试点?

  发言人:近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第三次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对若干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其中一个重要政策导向就是要对法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建立法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首次明确提出实行“员额制”。栖霞法院的主审法官制,其实就是员额制。目前,栖霞区法院只在六个业务庭或人民法庭进行了试点,还不具有普遍性,我们建议栖霞法院在试点的基础上,将改革推行到所有审判业务部门。南京城区特别是案件数量多、案多人少矛盾问题突出的法院也能够借鉴栖霞法院的做法,在法院内部开展“主审法官制”改革工作,为今后确定法官员额,推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奠定基础。

  现代快报:目前法官用人体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发言人:法官的素质,直接决定了裁判结果的品质。长期以来,我国法官队伍的组成混杂,任职门槛偏低、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审判职责不明,这些已经成为严重制约审判质量与效率的主要障碍。在“案多人少”的现实困难之下,一味靠人海战术增加法官数量,法官的专业能力、品行素养却难有统一保障,错案、冤案时有发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于司法的信任。

  现代快报:那员额制是否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发言人:法官员额制的建立,能够进一步完善以法官为主体、审判为核心的工作机制。员额制的核心,就是有效弱化法院内部的行政科层制。实行这种制度,能够保证将审判权交给专业能力突出、品行正直的优秀法官,再辅之以相应的法官助理,可以让法官更加专注于核心审判工作,在提升案件审理质量的同时,也有助于大大提高司法效率。

  实行法官员额制,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因素”的关注,与司法内部组织管理上的“去行政化”、外部组织构造上的“去地方化”共同构成了我国司法改革的完整取向,在我国司法改革整体推进的格局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现代快报:你觉得,如果南京要实行法官员额制,首要问题是什么?

  发言人:法官职业精英化以后,首要问题就是那些因专业能力欠缺,或者审判经验不足,未能进入法官行列的原一线审判人员该如何处理。我觉得这些人员仍是我们可以倚重的人力资源,原则上都应该进入法官助理岗位。在总体上,法院内部行政管理人员的总数控制在15%以内是比较合理的,多余的可以考虑向其他国家机关分流。